前言：郭冠英在十二年前，訪問江南案發生時的情報局長汪希苓，並撰寫「上帝的安排──汪希苓的話」一文。完稿後交給江南遺孀崔蓉芝，並囑「切勿發表，亦勿示人」。這篇第一手訪談文章，在江南案二十周年前夕，崔蓉芝與郭冠英同意發表。汪希苓在訪問中表示蔣孝武為江南案揹了黑鍋，該案也與蔣夫人無關，但蔣經國在他入獄前曾約談他半個小時。
這是上帝的安排。
我走進了東帝士大廈的十二樓，約好了來看汪希苓先生，這個被我說、被我罵了好久的人。
我最先是接到一張帖子，要我參加一位長輩逝世三周年的福音聚會，他是洪儀，原是蔣經國在贛南的秘書，後在安全局主任秘書任內因鼻咽癌去世，蔣經國親題墓碑，並送殯到山上，可謂痛失股肱。
我母親與洪太太是南昌同學，相交甚深，我也與洪家子女們相熟，又接到洪伯母的電話，叫我一定要參加，我本來不想去，也只有去了。
那是個非常感人的聚會，一個寡母與一群子女，用最虔誠的心來懷念他們的親人，讓所有父親的故舊都得以重憶他們的老友，實在是溫馨，在座中我看到了王昇、宋時選、漆高儒，還有──汪希苓。
我無法不讓我的思緒回到一九八四年，那兩聲槍響，奪走了我朋友江南的生命，現在，這群人在懷念一個父親，而其中一人，卻奪走了另一家人的父親。這一群人都間接造成了這件悲劇，他們都圍繞著一個人，從贛南來到台灣，他們都知道，為了維護上帝之子的「清譽」，這種冷血的謀殺不止一次了。或許，第二次的悲劇，就是為了要掩蓋第一次而再發生的。
我不可免地覺得這樣的聚會有著很大的虛偽，有著一種寒冷。
他們都知道，那個他們視為中心的人，是個「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」的人，那個人，正如江南說的：「激動起來，涕淚滂沱，冷酷之時，大動殺機」。
他們了解他，他們也都怕他，知道他可以帶給他們榮寵，也可以帶給他們貶謫。
我看著遠遠的汪希苓，想著，我要如何與他接近？上次，我在美僑俱樂部中看到他在隔桌吃飯，我不敢唐突，這次場合再自然也沒有了。
儀式完了，我趨前向汪希苓夫婦自我介紹，我提到與洪家的關係、龔選舞等，汪先生很高興，與我交換了名片，我說我想去看他。
但是，談什麼呢？談那件悲劇？汪先生與我初識，他會願談嗎？我是假裝與他談家常，取得他好感，再問他我想問的，還是應把我的背景、目的講清楚，不要騙取他的信任，開誠佈公與他談，這樣至少良心得安，他對我那麼熱誠，我是不是應真誠以待呢？
我一直想到汪先生的那副笑臉，怎麼也感覺不出那個恐怖的特務頭子的形象。
名片放在我皮夾中近一個月，我一直不知怎麼開口。
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八日那天早上，我想，就要過年了，再拖也沒意思，便打了個電話去，汪先生接了，說早上沒事，你來。
我進了他的公司，看到他在遠處的小辦公室門口，笑容滿面地歡迎著我。
坐下後，我送了一本我寫的書「張學良側寫」，然後說：「真巧，我昨天就在對面大廈的張繼高家裡，以前常與他談到您。」
汪先生說：「我與他們夫婦見面，就是在那次出事的聚會裡。」
話就這樣談開了。
「當然，那件事不是我個人的意思，我為國家扛了起來，現在外面也知道了，但是也沒什麼好談了。」
我說；「是呀！這也是我不懂的地方，因為我過去一直把您當做無知兇惡之人，可是據龔選舞、張繼高及您海軍中之同事，皆說您是一友善誠信之人，能力傑出，也不缺國際知識，為什麼還會有這種事呢？事後外面把您說得極為不堪，有篇專文說您在海外囂張跋扈，毫不把體制放在眼裡，獨斷專行，爭功諉過，但這好像與你朋友口中的您不一樣？」
汪說：「我看過那篇文章，你知有些人心胸是不太寬大，凡事都記恨，我與外交單位的人相處得都很好，但是有人則想把一切權抓過來，而情治單位的線本來就是直通國內的，這是蔣先生的安排，我就在會上說一切通過你我沒意見，但是否我應先請示安全局？當然局裡不會肯，這事就會有人不滿。」「至於說我不經通報就闖代表的辦公室，我是這樣的人嗎？事後，宋楚瑜、錢復發動海外宣傳醜化我，這實在不公道。」
我說：「我在紐約甚至聽到華盛頓傳言，說你是與崔蓉芝有染才有此個人行為，我當時就斥其非，果如此，汪某還不該處決三次嗎？」
汪說：「我只見過江南一次，是傅建中介紹見面的，我與他無冤無仇。」
我說：「我曾與張安樂說此讕言，張氣曰：國民黨比黑道都不如，我本來不是要來問汪先生這些的，雖然我想問，但我與您不熟，問了不禮貌，汪先生既然不視我為外人，我就開誠坦告：我是江南的朋友，雖在舊金山只見過二、三面，但他好友好客，那年大年初一我在他家吃飯，他還在書房中告訴我他要寫龍雲傳，後接其噩耗，我就說此事會鬧大，隨調紐約，突接張安樂電話，要我赴洛杉磯一趟，我與張係大學好友，我不知何事，未允，後才知他們本想叫我安排與錢復相談，不想擴大此事。事發後我與張密切聯繫，並把政府對江案措施詳報崔蓉芝，以後為此案一直在助劉家，我認為此事政府太不對了。」
我繼續說：「我對您印象一直很壞，但後聽龔選舞、張繼高，都說您熱誠助人，尤其在義大利做武官時更是朋友甚多，我才印象略有改變。」
汪說：「在義大利做武官是因為我的情治單位有時管道較多，龔選舞他們來，拿不到法國簽證，我說我試試看，並告知不要告訴外交部，以免不悅，後弄成了，龔回去把這段寫出來，稱讚我，有次錢大鈞也是如此拿到簽證，他說要去巴黎看看，了一心願，這些事都使外交部吃味，中美斷交的消息我也是從情報管道最先得知消息報回國內的。」
「我當時被派去義大利是因為義大利有種小型潛艇，我們要爭取，義大利在二次大戰中處處吃癟，只有用這種小潛艇在埃及港內擊沉了英國一艘主力艦，我在義大利就是要去把這種東西運出來。」
「我是在軍事委員會時的海軍學校入伍的，後來做王叔銘總長的隨從參謀，又做蔣老總統的侍從武官，做了六年。蔣總統的侍從系統中有二種，侍衛長下有副侍衛長，那是管警衛的，不與總統接觸，總統下指示是由侍從武官轉達的，所以武官人人都得重視。侍衛長問事情就是問武官，郝柏村是侍衛長，我們處得非常熟；後兩年我還兼夫人的武官，夫人因為航空委員會的關係，都有空軍武官，後來蔣總統身體不好，外界不活動，夫人的空軍武官調走了就沒再補，叫我代了兩年。蔣總統晚年身體已很不好，有時意識不是很清楚，那時小蔣先生已可以當家了，後來小蔣先生晚年頭腦也有時不清楚。」
「我走的第二天，蔣老先生發生陽明山車禍，身體就不行了。但最嚴重的是一位服侍他的人（錢元標），此人原是給老總統理髮的，後來就服侍總統，他常沒大沒小開玩笑，說只有他叫總統頭怎麼擺就怎麼擺。這個人有天通便秘，硬塞，把蔣先生的肛門旁戳破了，發了炎，此後身體就急遽惡化。」
「我從義大利調回國後，賴銘湯、宋長志就要我下艦隊，培養我在海軍中發展。人生難料，當初走那條路就好了，我下艦隊做驅逐艦艦長三個月，突然小蔣先生召我到台北，要我做安全局副局長，督導對國外的業務。我資歷淺，下面的處長皆比我資深。我向蔣先生推辭，宋長志也希望我留在軍中，但是蔣先生一定要我做，當時國關中心也歸我節制，主任是杭立武先生，後來又調我去美國督導全美情報業務，我說我一直是與CIA、FBI聯繫，他們知道我，出任此職似不好，但蔣先生仍要我去。」
「我是去接梅可望，吳化鵬是梅先生的副手，也做我的副手。」
「我每次回來都要去見蔣先生，他對我的報告很重視，像外交部國會組的設立，就是我向蔣先生的建議。我說國務院的人都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，因為他們的事業前途在那裡，我們很難打進去，但是議員則沒特定立場，可以爭取，蔣先生就叫我去國會工作，我說我資淺，力有未逮，此事應請較有經驗之人去做，後來就由胡旭光出任國會組長。」
我問：「您之前的情報局長李筱堯，為什麼他做了那麼短就去接您呢？」
汪：「那是為了李要來接我，但李只有少將資歷，我對總統說，美國方面與我們接觸的都是中將以上，總統就叫李去情報局做了三個月，取得中將資歷再外放接任。」
我問：「張安樂等本不想把錄音帶交給FBI，他們認為那有點違民族主義，因此找了李傳洪和魏萼回來傳話，欲在不殺陳啟禮之條件下交出帶子，保留政府顏面，為何政府主事者未予回應呢？是否涉及內部情治系統的鬥爭？」
汪：「我回來接情報局長後，就有說是為我三年內做安全局長準備，因此外面有說這是內爭而故意讓事態惡化。」
「我在美國時，每次回來蔣總統都要見幾次，七十一、二年他身體就很不好，中氣已很不足，七十三年我見他又好了很多，以後就壞了下去。晚年他有時也頭腦不清楚，常見的就是俞、郝、沈、宋、孝武等人。孝武在他的家中性情最怪，不太穩定，也是個記恨的人，他常罵沈昌煥，他回來罵緯國，更是悖離倫常，不明事理，都是有些人拱他的。他們家中孝文最厚道，孝勇聰明，外界關係也較複雜些。」
談話至此，已近中午，汪先生請我到附近石家飯店吃中飯，外面下著雨，他還為我們持傘。我看著敦化南路上人來人往，真沒想到會有這一天。我與他走在大街上，談一件以前是多麼神秘重大的事，我問他：「那件事，有人說是孝武指示的，是不是呢？」
汪先生在雨中說：「孝武確實揹了黑鍋，此事與他毫無關係，我怎麼會聽他的呢？這都過去了，談也沒什麼了。」
到了飯店，坐定，店主熱情侍候，送上固定點的幾碟菜，皆極可口。汪先生非常客氣，一再勸菜，我則再告訴了他我自己的經歷、想法和對江南案的關係，兩人可謂坦誠相對。
我問：「還有人說是夫人叫您做的，因為您是她的武官？」
汪說：「更沒這回事，夫人怎會管這種事呢？我只是在美調回國時去紐約向夫人辭行，夫人與此毫無關係。」
汪希苓說：「你知道嗎，關我以前，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。我說不要考慮我，為了國家，我願擔起一切責任。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，他也很難過，這你就懂了。」
我又問：「是不是他生氣，是氣這件事做壞了呢？」汪先生笑了笑，拍拍我：「這你就不必再說下去了，再說就沒必要了。反正事情已過去了，一切都沒有意義了，現在也改朝換代了，可說一點價值也沒有了。」
汪先生說：「以前我什麼事都有公家負責，雖談不上大富，卻也生活安定，出事後一切重新做起，這才知道自己張羅事業的苦處，以前的資歷事業全完了，也可謂犧牲很大。只是我是為國家扛起這個責任，我問心無愧，社會上很多人也都知道這點，對我很敬重。」
外面仍下著雨，我送汪希苓回東帝士大廈門口。告別，坐在計程 車中，我在想，人生真難料啊！以前，我多鄙夷此人，張安樂曾說：「照黑道的規矩，汪希苓該死！」 如今我知道，汪希苓並不該死，本來沒人該死，我那朋友劉宜良絕不該 死 ，就是有人說他該死，結果不但毀了好多個家庭，使好多人失去自由榮譽，也改變了國民黨的歷史。
從好的方面來說，江南的血提早帶來了民主，帶來了一個新時代，殺江是為了阻止改朝換代，結果是提早了改朝換代，使得那個強人在羞愧中不再強力去維持那個局面，他放了，許多都放了，只有強撐著一口氣，最後吐血暴卒，留下個攤子大家不知所措。他把一切權集到手裡，結果一根腦血管都會影響著國家大事。蔣經國死前，政治問題已層出，許多要做、要安排的事都沒做。國家定位、民族前途已面臨抉擇，他不去考慮，反汲汲於個人的歷史地位，為了他的「清譽」弄出個江南案，而這其實與他個人的權位毫無影響，真是頭腦不清。而這也是歷史宿命論的無奈，他們父子保存了中華民國這個招牌，維繫了中國國民黨的香火，而最後，又是這個家族拖著黨國與他們合葬。
有一位江南好友說：「我們流著是藍色的血液。」江南不死，他一定為那塊招牌和香火盡點力，結果呢？那片僵冷的藍色卻吞噬了他。
汪希苓說：「我的犧牲毫無代價。」江南案不但是錯誤，也極不道德，但真正令人悲哀的是，它毫無意義，至少就它本身來講，得到它好處的人並不領情，身受其害的人還搞不清楚到底是誰的錯、誰該死？
歷史就是這樣，當一件事完成了它自我否定的任務之後，它就對歷史的發展毫無影響了，人們甚至懶得去追究它，這也是聰明的汪希苓不想寫回憶錄的原因。Who cares？他就是懺悔或表功，甚至就是說出最後那點真相，登錄在案，也沒有多少人關心了，他們的「一千個春天」早過了，朝代若沒變，有些事是一直受人關切，如《杜魯門傳》就有價值（也指金錢），變了，就疏離了，台灣有多少人會去關心珍妃的悲劇、溥儀的一生呢？
何況是個不願提起的朝代，不願提起的事。
我再想，真是上帝的安排，我在江南生命的最後一年認識了他，為他的不幸主持了一點公道，結果繞了這麼一大圈，我又與那傳令殺他的人握了手，多少鄉愿的人會說，江南也不是好東西，我挺身而辯，指陳好東西與應否殺人無關；也有人說汪希苓其實不是壞東西，我則沉默以對。現在見了汪希苓，就如張安樂看了汪希苓海軍將官服的照片有點心酸一樣，我對他有份好感，對真相更了解。我不禁自問，那誰是真正的壞人呢？
我從小看電影就問父親一句話：「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？」父親通常一下答不上來，簡單的西部片愈來愈少了，現在的社會愈來愈複雜，如果我兒子問我同樣的話，我真答不上來。
我只能說，沒人該死，江南不該死，汪希苓也不該死，只有那說人該死的人該死，而他已經死了。
我們都該死，這是自然的規律，但有人想違背自然，人為的以暴力加害於人，這就是犯罪。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，即令他是自然的該死，但在千千萬萬的人心中，在那最想維護他清譽的人群之間，他仍被人罵為「該死」！
政治千縷萬端，要想以滅口來創造歷史，幾不可能，到頭是仍難杜悠悠之口， 徒 為自己招來屈辱耳！
中華民國沒有了，他們那家廟還能立於台灣？中國國民黨沒有了，中國還會歡迎他父子的歸葬？這一切，都是那個想做上帝的人的安排。
可悲的是，一切又是那麼的沒有意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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